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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纵横杂志2004年12月封面

发布时间:2018-07-12 02:57:09 已有: 人阅读

  岩画的分布遍及五大洲,它把人们带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让我们周游人类的史前世界,并帮助我们寻找失落了的文明。

  大麦地,很美的名字,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卫宁北山深处的一片荒漠,了无人烟,稀稀落落生长着酸枣、骆驼蓬等一些植物。但是荒芜的大麦地却灵动不凡,因为岩画——那些在一道道山梁上热闹了几千年的神秘图形。

  在大麦地约15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已经发现了岩石上密集刻画的3000多组、8000多幅岩画,平均每平方公里达到200多组,超出世界公认的岩画“主要分布区”密度标准的20倍,数量多,规模大,内容丰富,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属罕见。

  大麦地所处的卫宁北山,大致形成于3亿年前,西临腾格里沙漠,向东流淌的黄河在山南转向北流。传统上认为,卫宁北山是贺兰山南端余脉,所以大麦地岩画常常被说成是贺兰山岩画的一部分。不过大麦地岩画研究者提出,卫宁北山与贺兰山形成时代不一,山体结构不一。贺兰山形成于约17亿年前,是拉张型地垒式断块山地,卫宁北山是一种晚古生代碎屑岩褶皱构造,形成于3亿年前,所以卫宁北山是独立的山体。他们认为大麦地岩画是和贺兰山岩画既有联系又自成体系的独立岩画群。

  1988年,一位地质工作者在野外调查中偶遇大麦地岩画。消息被宁夏考古所得知,引起了注意。考古所就开始寻找这位发现者,希望让他来带路。几经周折,终于有了消息,可这个地质工作者已经调到河南安阳工作。宁夏考古所人员只好进山自己寻找,用了一个星期时间终于找到了大麦地岩画,遂将进入大麦地的道路作为一个秘密。1989年4月,曾经发现了贺兰口岩画的李祥石,凭着考古所一个司机透露的“向西”两个字和对岩画的热爱,与弟弟一同走进荒漠,开始一次寻找大麦地岩画的冒险之旅。当第一眼看到那里的岩画时,兴奋的李祥石不停地拍照,第一次驻守大麦地。1990年10月李祥石再次带人进入大麦地,对岩画进行线描图整理。从那时到现在,大麦地岩画已经成为岩画研究者的新宠。

  大麦地的岩画就像一群群精灵。山梁的岩石上,刻着各种各样的图画。这些精灵令每一个来访者震惊和兴奋,其中有人、动物、佛塔、日月、天地神灵、怪异符号等等。

  精灵部落中有各种动物,羊、马、鹿、牛、狗、虎等,最多的是羊。岩画中有简单几笔勾勒成的单个的羊,也有众多大场面的羊群及围猎场景,还有羊与其他动物共处的画面,以及各种带着羊角形象的图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羊的崇拜,可见羊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恢宏的场面是大麦地岩画的一大特征,有众人携手围猎,也有寺塔祭拜。大麦地最大的一组岩画,被研究人员命名为“游牧长卷”,长达9米,高约1.2米。这组巨幅岩画里有近百个图形,描绘了游牧、狩猎、舞蹈各种场景,表现了先民多姿多彩的生活,还有上百只动物和各种符号。显然,从内容上可以看出,这些岩画的创作年代不一,有的比较晚,例如有关佛教的图形,就大大晚于那些原始游猎场面的图形。

  在这么荒芜的地方,怎么会有如此鲜活的人类印记?这些刻在石头上的作品是什么人留下的?他们究竟在表达什么?为什么而作?又是怎么创作的呢?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指挥中心大楼在北京西二环路路边,机动车司机和交通警一般把这里简称为交管中心。大楼的十三层是一个大厅,里面差不多有篮球场那么大。整个大厅像一个小剧场,舞台的位置是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观众席的位置是两排工作台,每排上都有一溜显示屏和操控机关。观众席背后是计算机房和几排电话接线员的工位,上边是一间决策室。

  负责主持大厅日常工作的,是交管中心指挥调度科的石岩警官。他看了我们的采访提纲后说:“刚进来的人,很难把这里的情况一下全弄清楚。为了提高效率,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概况,需要详细了解的你们再补充提问。”

  这个大厅于1999年9月15日投入使用,后来进行过几次比较大的改造。现在这里是我国最先进的城市交通监测指挥系统,按时髦的说法也可以叫做 智能交通系统 。它对于缓解 北京的交通压力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现在大厅里正运行着八个子系统:1.电视监控系统。2.无线.视频检测系统。7.122电线.中心计算机系统。

  大厅前面那个大屏幕原来由32个树脂屏幕组成,改造后的这个由48个玻璃屏幕组成。每个屏幕都可以单独显示某一路段的交通状况。如果嫌画面小,看不清楚,还可以将几个小屏幕拼成一个大屏幕,一起显示一个路段的交通状况。现在北京市区已在主要干路和重点路口安装了500台摄录像设备,在中心大厅可以遥控摄录像镜头的推拉和转换角度。今年底,北京市将实现对五环路以内交通干道的电视监控无盲区。

  在道路、路口安装的检测设备不只是摄像镜头,还有微波感应器、线圈感应器和红外探头等。每隔两分钟,这些设备自动向指挥中心传送一次检测到的车速、流量等信息。经过处理后,这些信息在一幅1∶2000的电子地图上显示出来。所以在中心大厅的大屏幕上,不仅可以实时监测到路况,还可以随时切换出电子地图,值班警官可以随时直读出全市各路段的交通流量统计数据。

  在电子地图上,如果某路段行驶车辆的时速在20公里以下,这一路段就显示为红色。行驶车辆时速在20公里至40公里时,则显示为。行驶车辆时速在40公里以上时,则显示为绿色。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如期颁发。除了两位以色列科学家,美国的科学家再次囊括所有奖项。今年的生理或医学奖关注的是让人们“发现美好东西”的嗅觉工作机制。化学奖则把蛋白质化学推到了主角的位置上,生命科学领域的成就再次在诺奖的舞台获得认可。物理学在微观粒子领域的成就使科学家们的建立一个适用于所有物质的大统一理论的梦想有可能成为现实。关注基础研究,关注开创性进展,关注生命与人类共同的利益,诺奖原本离我们并不遥远。

  蛋白质是各种生物体的重要组成成分,对生物体的生老病死至关重要,对人类也是如此。科学家对于蛋白质的产生过程研究较多,迄今至少已有5次诺贝尔奖授予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但关于蛋白质是如何“死亡”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表彰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科学家阿龙·切哈诺沃、阿夫拉姆·赫什科和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三位科学家发现了生物体内两种蛋白质分解过程,细胞外的蛋白质分解不需要能量,而细胞内的蛋白质分解则需要能量。比如发生在消化道中的分解,只需要蛋白质分解酶参与就可以了。而细胞内的蛋白质分解是一种高效率、目标性很强的分解过程。这如同拆大楼一样,如果大楼自然倒塌,当然不需要人为施予能量,但如果要定时、定点、定向地拆除一幢大楼,则需要进行爆破。

  这三位科学家发现,一种被称为“泛素”的多肽在需要能量的蛋白质分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多肽因为广泛存在于各种细胞中而得名。这种多肽由76个氨基酸组成,它就像标签一样,被贴上标签的无用的蛋白质就会被运送到细胞内的“垃圾处理厂”,在那里被分解。

  三位科学家还进一步研究了这种蛋白质分解的过程。在三位科学家发现的基础上,他们的同事和同行们创立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叫做免疫化学法,这使人们可以在分子水平上理解诸如细胞循环、DNA修复、人类基因转移和最新产生的蛋白质数量如何控制等生化现象。

  答:这次化学奖主要研究的是蛋白质的死亡,蛋白质并不像我们普通人想的那样对永远有益。其实,蛋白质也有生、老、病、死,而一些无用的蛋白质还会把致命的疾病带给人们,比如癌症。弄清蛋白质如何死亡的机制会给医学带来新的曙光,比如治疗顽症帕金森病。因为这种疾病其实就是因为蛋白质死亡机制出现问题。

  2002年4月的一天,我的电子邮箱收到了国际救援组织IMC的一封信。我在1999年曾为IMC工作过,在欧洲战场科索沃救援。这一次,他们要去战后的阿富汗实施救援,需要人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与IMC签了合同,再次开始了我的救援之旅。

  我加入IMC后,在不同的部门干过。在阿尔巴尼亚,由于工作人员有限,本来负责办公室工作的我,被派到难民营的办公室承担财务工作。科索沃战争平息后,IMC要雇用50个来自多个国家的工作人员,我又成了人力资源的负责人。当我到达阿富汗时,IMC正缺少一名公关,我恰好擅长这方面的工作。于是,上级便把这份工作交付给了我,主要负责记录IMC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医疗和农业方面的工作,以及当地人的生活情况,行成文字,并摄影和录像,还要对外联络。

  救援工作有很大的风险,近来在伊拉克发生了绑架救援组织成员的事件。我在阿富汗的一个同事,现在在喀布尔工作。她工作的一个美国公司在前不久遭到塔利班炸弹的袭击。她的几个同事都死了,她当时正好没有在办公室,逃过了这一劫。

  不同的组织在安全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不一样。欧洲的一个救援组织MSF总是去最危险的地方开展工作。这是MSF救援的一贯风格,他们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时常出事故。前不久,在阿富汗,他们的几个工作人员被杀了,导致MSF撤出了在阿富汗的全部项目。

  而IMC在安全问题上比较谨慎,美国政府明确规定不能在不安全的地方开展工作。IMC从来没有丧失过一个工作人员。

  一般在比较危险的国家,比如阿富汗,各个组织都设有一个安全顾问,这个人一般非常有经验。他会为这个组织制定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安汤就是IMC的安全顾问,他是个在南非长大的白人,40岁出头,精力充沛。他在南非当过兵,还在非洲为联合国工作过很久。安汤一直对阿富汗的安全问题有很深的了解。每个星期,他都会提交一份安全报告。在每周的会议上做一个总结,还总是警告我们不能单独出门,不能在街上行走,要坐车,不能在戒严后出门等等。

  喀布尔的安全问题慢慢有所缓和。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晚上的戒严时间是8点。后来改到了10点。到了夏天,戒严时间是12点。在阿富汗工作的人都为此高兴。虽然大家都是战后救援工作的人,知道危险是工作的一部分。但谁不爱和平的生活?谁不想自由出入?2002年的10月份,阿富汗政府宣布取消喀布尔晚间的戒严。这是喀布尔20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戒严。连安汤都在说:我的工作快结束了,安全顾问快没用了。

  一天晚上,安汤招来了一些朋友和我们这几个室友做烤肉,烤肉是安汤的最爱。当我们享受着烤肉的美味以及大家共聚的快乐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在耳边响起。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安汤马上叫了起来:“你们都到屋檐下站着,别动!”毕竟安汤有权威,反应过来的和没反应过来的都乖乖地按他的命令沿着屋檐站成了一排。

  此时的安汤还站在他的烤肉炉前,面对着老实站在屋檐下的大家,用炒菜勺一个个翻着烤肉。一边从容地对我们说: “是炸弹爆炸,离我们估计有1000米。”

  我们当中有些人出生在哈尔滨,有些人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光。现在,我们虽然分散到世界各地,但在我们的心中,依然时时涌动着对哈尔滨的回忆,因为每一个人都把哈尔滨看作自己的故乡。

  19世纪末,大批犹太人迁居哈尔滨,使得哈尔滨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集中心。他们在哈尔滨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体系,学术界称他们为“哈尔滨犹太人”。黑龙江省档案馆现在还存有大约1400卷有关犹太人的个人档案或宗教公会档案。这些档案记载着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生活历史,但是还不曾有学者系统地研究过这些档案。

  1898年,开始在中国修建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铁路,雇用了大量犹太劳工。随后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爆发,又有数以万计的犹太士兵被派往中国东北。如果说最初大批犹太人是不得已才来到哈尔滨的,那么他们能在这里久居下去则是由于哈尔滨这座城市没有排犹倾向,而且这里的日常消费也相对较低,虽然他们原本没有想过要久居中国,而是更想去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或者法国等。

  萨·伊·别尔采里是第一位迁居哈尔滨的俄籍犹太人,他曾在哈尔滨开了一个小店铺,目前没有关于他的更详细的信息。从1899年萨·伊·别尔采里迁居哈尔滨,到1985年最后一位孤寡的犹太老人阿哥列在哈尔滨辞世,犹太人在哈尔滨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1920年哈尔滨犹太人最多时达20000人,90%是俄籍犹太人。

  现任以色列副总理爱胡德·奥尔默特就是哈尔滨犹太人的后裔。今年6月,他还祭扫了安息在哈尔滨皇山犹太公墓的祖父和亲人的墓。

  爱胡德·奥尔默特的父母也是为了逃避大规模的屠犹事件于1917年前后来到哈尔滨。他们在哈尔滨生活了大约15年。

  奥尔默特说:“我的家族和哈尔滨有着很深的情缘。我的父母在这里成长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父亲经常向我们讲到他在哈尔滨的日子。他还总是引以自豪地说起他曾经在一所学校为他的中国学生讲中文的经历。”

  和流浪在外的大多数犹太人一样,奥尔默特的父母积极参与了犹太锡安主义运动,也就是犹太复国运动。1929年,哈尔滨成立了犹太人锡安主义修正派青年组织“贝塔”。爱胡德·奥尔默特的父亲就是“贝塔”哈尔滨总部的成员之一。他认为,“如果你是锡安主义者,就应投身巴勒斯坦;到了巴勒斯坦,首要的是开垦土地;想要开垦土地,必须有农业知识”。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后来去了荷兰农学院学习,亦工亦学,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回到巴勒斯坦后,他成了锡安主义和农业技术专家。

  我认识刘勇军,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从那时起,就想介绍他的仿真动物标本,但苦于那年因为“非典”的缘故,他接活不多,没有机会拍到制作现场的照片而搁浅。今年,他的生意红火了不少,我也就有了机会参观他“造假”的全过程。

  十几年前,制作动物标本还只是刘勇军的业余爱好。为了能够找到制作标本的实体材料,刘勇军经常到花鸟鱼虫市场拣拾一些被遗弃的死鸟。有一次,他在市场附近的一个垃圾箱里拣到一只金刚鹦鹉的尸体。这只鸟儿,色彩斑斓绚丽,可惜它的腹部已被掏空,只剩下头和肩部,应该说已经失去了制作标本的价值。但刘勇军却不舍得放弃,他找来一个大竹筒,在竹筒的表面剖开一个圆洞,把鹦鹉残缺的部位隐藏进竹筒中,仅仅让鹦鹉的前半部分露在外面。标本做好后,重新展现出的自然之美,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叹。

  后来,有很多人向他讨要动物标本,他感觉疲于应付。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更主要的是制作标本的材料非常难找。按照传统方法,动物标本需要用动物实体来做。然而,许多动物都已经受到了严格保护,它们的实体,即便是身体局部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这种制作标本的需求,甚至会促使一些不法分子猎杀珍惜动物。

  怎样解决人类文明需求与动物生存、繁衍之间的矛盾?能不能通过人的手工制作,复制出本由大自然创造的动物形体?

  九月的一个傍晚,我跟随刘勇军来到北京服装学院高老师的工作室。这次,客户要求以一个大部分已经腐烂,但犄角还是完好的野牦牛头为原型,复制出一个仿真的野牦牛头来。首先,要雕塑牦牛头的初步造型,行话称为做泥稿儿。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就要从这里完成。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牦牛头的泥稿儿已基本成型了。“依我的看法,总觉得这牦牛缺少些野性,”刘勇军仔细端详着高老师完成的泥稿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接着两个人就商量着如何做一些改进。高伟认为他个人的雕塑风格和泥稿儿本身的表现力已经难以改变,所以要使野牦牛头更具野性,只有安上牛角,植上毛以后才能有效果。刘勇军同意了他说法,这个野牦牛头的泥稿儿就算通过了。

  接下来,就要为植毛做准备了。如果把毛直接粘到泥稿儿上,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有个植毛的载体。这个载体,刘勇军把他称为胎子。

  当初这个问题,还曾让他大伤了不少脑筋。他用石膏做过试验,但石膏既重又易碎,不能满足动物标本轻巧结实的要求。他也考虑过用纸浆,并为此专门找专家探教。专家为他推荐了俄罗斯最长纤维的纸浆,并为他做了试验,虽然效果比较理想,但生产纸浆胎子对设备和环境的要求很严格,而且成本也很高,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方法。

  本来,牛角也是可以用树脂材料仿造的。但是,客户要求用真野牦牛的角,而且这对角也确实完好无损。至于把真角弄下来,再安在假牛头上,刘勇军并不认为这样做很费事。所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被刘勇军打来的电话叫醒:“小张,快过来吧,我要切牛角了!”

  等我急匆匆地赶到那里时,却发现刘勇军正皱着眉头把弄着那个野牦牛头。原来,牛角的基座部位,也就是牛角和牛头连接的部位长得异常牢固,特别是角里的骨芯儿,经过长时间的风干以后更加坚固。任凭刘勇军用电锯锯,用斧头砍,还是用改锥撬,牛角都纹丝不动。此时,电锯产生的热量已经把牛角附近的毛燎着了,散发出一股呛人气味。刘勇军不敢使蛮劲来劈,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使牛角开裂,那这副真牛角就报废了使尽办法,也没有把牛角卸下来。

  在内蒙古乌达矿业公司五虎山煤矿灭火队队长孙贵良的带领下,我坐在大卡车的副驾驶座位上,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颠簸进入乌海市乌达区大山深处的煤田着火区。因为是白天,所以我看不到明火,但是漫山遍野缭绕的烟雾和刺鼻的气味已经说明了一切,我的脚下应该是一片火海了。

  乌达煤田总面积35平方公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西北部的乌达区,地处沙漠边缘。早在1961年,乌达煤田内的苏海图井田的几个煤层就开始自燃发火。“煤炭在常温下能吸附空气中的氧并发生氧化作用产生热量,如果产生的热量不能很好散发并继续聚集,使煤的温度上升,当达到煤的着火点的温度时,煤就会自燃。”乌达矿业公司灭火工程处处长贾跃荣向我解释了煤炭自燃的原因。

  煤火已经燃烧了40多年,灭火工作却在2001年才展开。“如果一开始就治理,会比较好治,但是当时我们无论从资金还是技术上说,都没有这个能力。”贾处长认为他们已经错过了灭火的最好时机。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乌达煤火开始迅速蔓延。上层的煤容易接触到氧气,自燃的几率较大,燃烧以后会形成塌陷和新的裂缝,里面的煤层会继续燃烧,燃烧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大。在促使煤田大火迅速蔓延的原因中,私采滥挖的小煤窑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80年代中期,小煤窑大量涌现,最鼎盛的时候曾经达到400多座,大约间隔50米一个,横七竖八,一家着火全部跟着遭殃。后来虽几经治理,关闭了许多无序开采的小煤窑,但大火却随着这些小煤窑留下的地下巷道四处蔓延。因为小煤窑开采没有规律,互相之间沟通形成巷道,使氧气形成地下循环,助长了地下煤火燃烧。乌达煤田地区气候炎热干燥,降雨稀少,蒸发量大于降雨量,再加上煤本身有自燃的特点,一旦乱采滥挖破坏了地表,煤层和空气接触很容易燃烧。

  2002年的勘察结果显示,乌达煤田共有26个火区,总面积超过307万平方米,占整个煤田面积的8.8%。贾处长说,根据最新的补充勘查,火区的面积已经达到乌达整个采煤区面积的10%,有些火区还在扩大。受到煤火的影响,乌达煤田现有的2.7亿吨可采储量中,压在火区下面的就有5000多万吨煤不能开采,已经有3000多万吨煤被白白地烧掉了。

  煤火使这里的矿山成为不毛之地,地表大面积下沉,地面的裂缝随处可见。当我想多拍几张照片时,陪同我来的孙队长催我快走:“小心中毒!”大量的煤焦油、芒硝、硫磺等通过地表裂隙析出地面,呛人的煤烟和热蒸气携带着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氢、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长期飘浮在煤田及市区上空。贾处长还说:“这些年来,乌达地区的上呼吸道疾病发病率特别高。”

  当我问到,这么多煤燃烧的能量能不能想办法利用起来时,贾处长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这好像非常困难,因为煤火产生的热量非常分散,真正把它收集起来,成本可能比灭掉它还要高。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对付煤火最原始、直接的办法是用黄沙土覆盖煤火上层的地表裂缝。燃烧需要充足的氧气,通过用沙土覆盖地表的裂隙,就可以阻断供氧通道。贾处长说:“这是多年来一直采用的方法,比较简单易行,而且成本也比较低,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比较大的火区就很难彻底灭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火势。”

  摄影是最古老的摄影术,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拍摄照片。一个带小孔的暗箱和一张感光相纸就能进行拍摄。把房间做成一个暗箱,通过小孔拍摄几米长的照片,这就是号称“中国摄影第一人”的史国瑞所致力的事业。

  2002年,在河北金山岭长城,史国瑞把烽火台包成了一个大暗箱,拍下了中国第一张巨幅摄影作品《长城》,后被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收藏。今年4月,史国瑞在河南郑州拍摄了长6.36米,高2.4米的商城遗址俯瞰照片,被郑州市博物馆收藏。今年8月,他又赶到上海,开始创作上海都市系列。我有幸参与了史先生的上海之行。

  在我国,小孔成像这一原理早在战国时代就由墨子发现,并阐述在他的著作《墨经》中。到15世纪,欧洲一些画家利用暗箱来描绘大自然。第一张照片可能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摄影逐渐广为使用。在往后的40年里,一大批有感染力的摄影作品从世界许多地方的摄影者手中闪现。

  20世纪末,光学镜头在摄影上使用是摄影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此前,光学镜头一开始是用于天文。摄影师们纷纷放下暗箱,摆弄起玻璃镜片来。这使得摄影一度被尘封进了历史之中。

  进入20世纪十年代,摄影再次登上摄影舞台。许多摄影者被这种原始的摄影术所吸引,时常用它来进行创作。

  为了拍摄这组上海都市作品,史国瑞考察、酝酿了两年,其中的工作包括对作品本身的构思、寻找拍摄角度、联系拍摄场地等等。拍摄出来的作品将是若干张5米长、1.29米宽、左右颠倒的黑白负片(负片显示的是黑白相反的影像,像底片一样)。

  我到上海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天,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准备工作,布置房间、装置小孔等。拍摄地点是黄浦江边的一座酒店,“暗箱”是酒店29层的一间会客室。

  史国瑞先带我进入“暗箱”边的休息室。玻璃墙外,左边是浦东,右边是外滩,黄浦江在两岸之间蜿蜒前伸,东方明珠塔在左岸屹立,一幅恰到好处的上海都市景观呈现在眼前。“这就是我正在拍摄的角度,隔壁“暗箱”的正对着这幅画面。”史国瑞说。

  进入被改装后的巨大暗箱,眼前顿时一片漆黑,空气像墨汁一样裹着我。史国瑞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并且已熟悉房间的布置,基本能识别路径。紧跟着他走了几步,看到一缕光线从小孔透射出来。过了七八分钟,总算能大致辨别房间的模样。

  小孔后面约2.5米的地方立着一排白色的板子,围成弧形,立面长5米,正是拍摄的照片长度。上面贴着一张“白纸”,应该是相纸。史国瑞买的相纸是从欧洲进口的专业相纸,有的一卷(一卷10米长,1.29米来宽)3000元,有的更是高达6000元一卷。而这一次拍摄就需要花费几万元。

  随着眼睛对黑暗的进一步适应,我看到白板周围被黑色的遮光布围得严严实实,地面上铺着黑色的遮光板。小孔所在的平面本是一面玻璃墙,已被遮光布和遮光板盖了一层又一层。

  挡光是史国瑞在摄影过程中最麻烦的一部分,工作量大,且琐碎。因为杂光将干扰照片中的影像,所以每一个透光的角落都不能放过。墙与天花板相交的缝隙、可能反光的地面与墙面等等都是史国瑞需要认真对付的地方。尤其是小孔周围,如果有杂光,将直接影响成像效果。

  有一次,在“暗箱”里,我的手机响了,当我把手机拿出来时,屏幕发出的光立刻引起了史国瑞的警觉。他马上让我把手机收好,告诉我不能在这里使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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